人文教育,本真生命的浪漫回归

人文精神天然具有浪漫主义情怀,它体贴生命本身,俯身聆听生命内在的声音,无论那个声音是一种欢悦的歌唱,还是一种痛苦的嘶喊,它都默默地守护好,就像守护着一株狂风中瑟瑟发抖的火种,因为那是最真实的人类精神现象学——在欢愉与痛苦的淬炼中升华人类的精神品格。

人文精神天生具有一种内敛敏感的气质,它对整个世界的叙事是充满诗性的,是一种哲思式的映射,是娓娓道来的轻言漫语,而非气势恢宏的宏观叙事,它的视角始终落在“光与影”的交接地带,因为那里有最真实的人性勾勒,若明若暗,光怪陆离,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人文精神是人之“存在性勇气”的隐喻,它不是以“权力话语”示人,而是具有一种“民间话语”的浸透力和根植性。它总是以一种鲜活的姿态来回应人类“匆忙的脚步”,时不时叮嘱一番,敲醒匆匆过客莫忘来时路。

在功能主义的意义上,人文教育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承袭,它把人文精神更加具象化在教育的视域中,使得人文教育不仅承继了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视野,还具有了一种历史性的批判气质。

人文教育敢于直面工具理性长久以来的对人类精神自我的裹挟,试图从工具理性精心构筑的“严密逻辑堡垒”中撕开一道缝隙,使得新鲜的空气能够流通进去,让人性的温暖能够化释理性的“冰冷”。

从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工具理性,我们会发现它如幽灵一般盘踞着人类精神领域的各个角落和面向,它借助“技术价值”给我们的存在带来了“便利”,同样也异化和蛊惑我们的生命,铸造出无数的“单向度的人”,他们情感价值流失,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,丧失存在的意义感,如行将朽木一般,内心空洞,充满焦虑和不安,在人性分裂的边缘挣扎。

这正是人性病态的症候群,焦躁的烈火炙烤人类灵魂,其痛苦的嘶喊中渴盼一种自我的救赎。因为,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性时刻,如此决绝地把人类命运交付在自己手中,让人类自己承负起历史性选择的重量。

或许,尼采呐喊的“上帝已死”的时代已然来临,人类终将迎接一个被迫放逐而自求生存的境遇,这到底是福还是祸呢?

拉丁文中对“教育”一词的释义是“从内而外的引发”,教育即灵魂的唤醒,其原初之义正是对生命的觉知,即把人的独特性、内在体悟、精神智慧和生命的敏感性导引出来,帮助人摆脱自我怀疑的焦虑和恐惧,从而发展出更深的生命洞见与生活体认。

这无疑就是人文精神的教育阐释,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“救世情怀”,体贴生命的本真姿态,观照人性最深处的“无意识涌动”。

而人文教育责无旁贷,它勇敢地担当起一个“原型医者”的角色,去完成一个治愈与转化的精神使命。

它已然预见到人性面临的考验的艰巨性,同样,它也做好了一种“幽默式回应”的准备,这便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升华,具有一种哲学实践的思辨性。

人文教育始终对世界存有“困惑”,始终在追索和叩问生命,在一次次地体贴生命本身的过程中,它发现了人类生存的境遇竟如此的充满痛苦和惶惑,它洞察到人性本身竟如此的扑朔迷离和充满悖论,一种本然的悲悯之心由衷而起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人类天然地携带着无法治愈的伤痕,也正是通过这一“缺失”来沟通人类精神的演变史。之于人文教育的“基因传承”,它同样具有人文精神的“治愈本色”,有着对生命的微观体察,切身理解和人文关怀。从这里,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人文精神的另一个特质即实践性。

自然地,人文教育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实践,它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精神的缓冲地带,避免在工具主义的拖拽下“四分五裂”,赋予人性面对苦难时的弹性。

诚然,人文教育无法保证在与工具理性的对峙中完美取胜,当然,它也从不渴望有“胜负之分”的局面,而是尽最大的努力实现一个牵制,从而来完成一种辩证的升华。毕竟,工具理性,同样作为人类精神演变的成果,具有属于它自己的位置。

这或许便是人文教育的浪漫主义精髓,它从来不耽溺于形而上的思辨,而是一个践行者,用浪漫激情引燃人类精神内在对真实的渴望,对美的向往和对善的虔敬,也具有普罗米修斯的“救世牺牲精神”,充当了一个“盗火者和纵火者”的角色。

人文教育,用一种浪漫主义的姿态升华了人类存在的境遇,真正的回答了教育的本义,也标示了自己根本的立场:人道主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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